希臘悲劇家索福克里斯2400年前在雅典寫的《安蒂格尼》(Sophocles Antigone)，敘述一位女子為了埋葬其兄的屍體，違抗都市的法令，不顧性命，願為她認為該做的事犧牲到底。當她被逮捕，抓到代表權威的克里昂(她叔叔)面前，克里昂就面對著經典的二難式- -在法上，安蒂格尼是要死的；在情上，她為親哥哥之埋葬屍首是應該的，何況她自己才從一個二難式中掙扎出來：她不只喪失一個哥哥，而是在戰爭中死去兩個哥哥，當權者說其一是英雄，其二是叛徒。在理上，法與情皆對。可憐的當權者，需要解析並執行這複雜的狀況。

在郭寶崑的《傻姑娘與怪老樹》中，那《安蒂格尼》式詩歌般的格局變了：傻姑娘不是為一壯烈戰爭中死去的兄弟而奮不顧身，她為的是一棵怪老樹要被挖土機鏟掉蓋房子而行動。乍看之下，這是一個兒童劇，可愛的小孩需要保護可憐的擬人化大自然產物。但細看，這兒童似乎不那麼可愛，不論在學校，在家，大家都把她當異類；而這棵樹，更是不像兒童故事中可憐的受害者。它不但怪，而且很醜，葉子不長在上面，反而長在樹根的地方。它會講的話，只有姑娘聽得懂。這都市的人不去聽，漸漸也不會聽了。它會唱的歌，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很遙遠了；它會講的故事，在這個都市中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說，都市想鏟掉樹的這個舉動本身不造成都市的任何矛盾；都市面對救援樹的傻姑娘也沒有心結：她必定是不正常的，我們要保護她。安蒂格尼的二難式是多麽的偉大；傻姑娘的舉動是多麼的無奈。安蒂格尼處境之偉大來自她觸犯法律的行為其實觸摸到法律本身的痛點，當權者不論如何處置，在良心上要經過一大番掙扎。傻姑娘處境之無奈來自制裁她的人無法了解她要抗爭的原因。

這麼抒情、詩意的作品於是變質了，成為一種殘酷的寫照。殘酷不是因為人的心是在二難式的拉鋸中掙脫，而是因為根本沒有二難式的存在。傻姑娘和怪老樹共同面對的是舞台上無言的傀儡。這些面孔是來毁滅他們的，可是自己認為自己是來解救他們的。擺在這個缺乏複式選擇的意念真空狀態對比之下，安蒂格尼的犧牲算什麼？她不過是固執地做出她認為對的事，同時喚起制裁者心中的疑慮及反省，而傻姑娘呢？對她而言，怪老樹是知識的泉源，智慧的寶庫，通往過去，向下紥根，通向更廣，更大的集體意識的橋樑。而這麽一棵樹，在這麽一個都市裡，居然是注定要被鏟掉。